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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探索和尝试。西学东渐之下，立宪救亡、变法图存，成为那个时代很多人孜孜以求的旗帜和目标。他们寄希望于按照西方制度道路、仿行日本“明治维新”模式来改良改造中国，然而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1898年，清政府主张改良的一派发起戊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后来遭到了统治集团保守势力的残酷，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京城菜市口，变法失败。1908年和1911年，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先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根本不能取信于人，必然随着清王朝的终结一同消失。

　　北洋政府时期，先后有“天坛宪草”（1913），袁世凯的“袁记约法”（1914），曹锟的“贿选宪法”（1923），段祺瑞的“民国宪草”（192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1931），“五五宪草”（1936），“中华民国宪法”（1946），等等。各种版本的宪法文件先后推出，各种政治势力轮番上台表演、反复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究其实质，他们都不过是想用宪法、、立宪等招牌和名义，装点门面、笼络人心，维护旧势力的反动统治，最终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就开始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总章程进行探索和实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文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等，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我们党对未来全国性政权体制提出基本构想和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是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和《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这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对新中国国家制度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宪法性文献，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伟大历史变革，确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型国家制度的基本架构、根本原则和活动准则。

　　“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我国宪法制度有直接关联。1970年8月至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其中一项议题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会上，围绕要不要在宪法中写国家主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谁来当国家主席等问题，同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陈伯达等人借“讲天才、设主席”之名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最后未能得逞，并开始暴露、失势。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久远，但由于涉及我国宪法制度，后来时常为学者所提及，特别是在讨论国家主席制度时。对这个问题，需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予以正确认识和说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文选》第二卷，第146页、第146—147页）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18）共21条，主要有以下12个方面内容。（一）确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五）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全面领导的内容。（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九）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十）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十一）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重要规定。（十二）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回顾我们党领导的宪法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许多启示和结论，习2018年2月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题目是“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时，概括为四点重要结论。一是制定和实施宪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二是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三是只有中国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四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我国宪法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经过5次修正后，我国现行宪法（指2018年修正文本）由1个序言、4章、143条构成。其结构内容为：1个序言，共有13个自然段；第一章“总纲”，共有32条；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共有24条；第三章“国家机构”，分为8节，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三节“国务院”，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七节“监察委员会”，第八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共有84条；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共有3条。

　　宪法对国家各方面制度，都确定为社会主义性质，或者以社会主义为原则、为导向。如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习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176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习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61页）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总结6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经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四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五是实行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六是坚持中国的领导和理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主要规定在宪法序言、第一章和第三章之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国家活动的根本准则，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具有根本性质，在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具有根本地位。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首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选集》下卷，第157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更好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人的不懈追求。我国宪法高度重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的内容，1954年宪法设专章作出了明确规定。1982年宪法不仅恢复、充实和完善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作为第二章，列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凸显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精神。这虽然是表述顺序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如何看待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成为1982年宪法的一个新意。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2004），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国家根本法。

　　我国宪法第二章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劳动权，劳动者休息权，物质帮助权，残疾军人生活保障，抚恤烈属，优待军属，帮助残疾人，科研、文艺等文化活动自由，保护妇女权利，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年人，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等。除宪法第二章规定的权利内容外，宪法第一章第十三条中规定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第十一条中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实际上是确认了公民又一项重要权利，即私有财产权。

　　我国宪法坚持公民权利义务法定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的，在法定范围内，受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具体法律关系的调整。一是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三条第四款）。二是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五十一条）。三是规定既为权利又为义务，如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规定国家的国体来体现的，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人民民主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语境中，工人阶级领导即经过其先锋队领导，是很明确的含义。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480页）后来，我国宪法性文献不断发展，在明确规定国体（蕴涵着党的领导）的基础上，还对中国领导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和基本立场。主权在民、主权属民，学理上亦称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历次宪法性文献中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是我国国家制度设计、制度运行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二者是统一的；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主张和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今天，根据新的实践和认识，我们党又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

　　我们党的领导人历来是首先从政治上看待和把握宪法问题。1953年，党中央决定制定宪法，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1954年6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集》第六卷，第326页）1954年9月，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阐述近代中国宪法问题演变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宪法草案乃是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选集》下卷，第139页）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宪法的许多重要论述，都反映出讲宪法必须首先讲政治的特点。这是宪法与其他法律的重要不同之处。

　　1954年6月，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我国宪法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历史成果的确认，也是一个面向未来、团结人民、不懈奋斗的纲领性文献，是有初心、有使命的宪法。这是我国宪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用今天宪法的语言来表示这个初心使命，我理解，就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讲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各种法律法规的总依据，一方面，它属于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内容具有法律规范的一般性质，应属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中又有许多纲领性、宣示性、倡导性规范，多为宏观的、总括的、动态的，体现国家活动的目标和方向、理念和价值、立场和原则等。这类纲领性规范，同行为性规范一样，都属于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具有法律效力。当然，这类纲领性规范的法律效力有其自身的特点。

　　与上述两类宪法规范相关联，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正确理解和把握。一是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宪法序言基本是叙述性、确认性、宣示性内容，不具有法律上行为规范的意义，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因而宪法序言部分没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效力不足。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宪法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宪法序言部分还是宪法条文部分，不论是纲领性规范还是行为性规范，都具有国家根本法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二是宪法规范的可诉性问题。我国历来不承认“宪法司法化”，宪法规定不能直接作为起诉和判案的依据，法院不具有解释宪法的职权和功能。宪法规定需要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落实和具体化。因而，法律法规是起诉和判案的依据。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宪法的“变”与“不变”，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宪法确实更为重视稳定性、连续性，但不变是相对的；即使宪法的文本内容没有变，时代前进了，社会生活条件变化了，必然赋予宪法有关条文以新的内涵和意旨。可以说，宪法是一个既成事物的集合体，也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史表明，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十一是创制性运用宪法制度和宪法规定应对治国理政中遇到的重大风险挑战。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2021）；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2020），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2020）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2020），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2021）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2021），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2022）。这些都是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举措，也是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的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香港国安法的公布施行，迅速彰显法治强大威力，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近年来通过的有关法律、作出的有关决定和解释，对于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制度创新意义。

　　十二是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含义提出解释性研究意见。例如，2019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过程中，开展立法合宪性问题研究，认为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含义已发生演进和延伸，并已成为普遍适用的法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是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又如，202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过程中，开展修法合宪性问题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提出，我国宪法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指向性与方向性相统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涵盖不同时期实行的生育政策；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实新生育政策，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宪法的修改、实施和监督有密切关系，宪法工作是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赵乐际委员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二版）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和充分发挥宪法的根本法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新贡献。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和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把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进依宪治国和宪法工作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习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和改进宪法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

　　（4）《宪法修改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2017年12月15日），这是习在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线）《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2018年1月19日）和《切实尊崇宪法，严格实施宪法》（2018年1月19日），这两篇都是习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讲线）《关于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18年2月24日），这是习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线月，在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之际，习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习指出，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总结新时代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积累的新鲜经验，深刻阐述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七条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五个方面重要工作和任务要求；强调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在我国宪法制度中具有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更好发挥宪法作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党和国家各机关各组织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积极履行宪法职责。坚持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相统一，按照宪法的规定做宪法所要求做的事情，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习著作选读》第二卷，第523页）。更好发挥宪法作用，必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保证和推动宪法全面实施、有效实施。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法律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编制和实施立法规划，是党加强对立法工作领导的重要体现，也是人大在立法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抓手。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立法规划，统筹安排和推进立法工作。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统筹立改废释纂，丰富立法形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健全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四）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自觉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职责，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一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