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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民财富的维度来看，自《国富论》问世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认知多局限于有形财富或物质财富的范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我们团队所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工作，遵循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其核算范围即以物质财富、生产资本为核心，同时纳入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本。然而，过去25年间，无形资本的崛起引发了财富格局的巨大变革。以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企业为例，此类企业多为大型跨国公司，其价值构成已发生显著变化：当前，这些企业价值的80%由无形资本驱动，仅20%来自有形资本。而25年前的结构则截然相反，即有形资本贡献了80%的价值，无形资本仅占20%。无形资本与

　　从通俗意义上理解，人力资本是无形资本的核心源头，或者说，无形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固化形态。如前所述，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案例，已从微观层面印证了无形资本对企业价值的主导作用。但在宏观层面，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估算工作，乃至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涉及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关研究，都是以物质资本或有形资本为核心估算对象。上述核算体系并非完全未涉及无形资本，品牌等少数要素已被纳入，但人力资本始终没有被考虑进去。

　　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在于核算的目的。国民账户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金融稳定分析，重点在于部门资产负债的匹配性与可清算性评估，因此仅纳入产权清晰、可交易、可计价的物质与金融资产。由于人力资本不可分离、不可强制变现，难以满足核心资产负债表的会计确认标准，从而未被纳入。国民账户体系虽能实现上述目标，却忽略了人力资本对经济长期增长、国家中长期偿债能力构建的关键作用。为弥补这一缺陷，世界银行推出了“综合财富”估算框架，在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之外，新增人力资本作为核算维度，这一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尤其是从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视角出发，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投资聚焦于“物”时，负债端的投入通常会直接形成资产端的实际资本，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完全匹配，因此债务风险相对较低。尽管当前我国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所拥有的财富规模依然十分可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往往通过扩大负债，实施转移支付、向居民发放补贴等政策支持居民消费。传统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此类举措一方面形成债务，另一方面却未对应形成实物资产，因此债务风险持续上升。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消费虽然没有形成所谓的有形（或物质）资产，但其实是在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从世界银行的综合财富分析框架来看，美国的这种做法并非“不合适”，相反是在积累人力资本。所以，“投资于实物资产的债务风险更低，投资于人（进行消费）的债务风险更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债务风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形成实物资产，而在于未来现金流与收入能力。人力资本通过提升潜在增长率，扩大税基，增强政府偿债能力。因此，未来如果加大对人的投资，仅从物质层面看，资产和负债可能会呈现不平衡状态，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从中美两国的人力资本财富对比来看：中国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总量优势，与美国共同跻身全球人力资本财富总量前两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人力资本储备池，这一成就值得肯定。但从人均角度分析，差距较为显著，美国人均人力资本财富是中国的5-7倍，这一对比清晰反映出中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短板，而该短板将直接影响未来中美科技竞争格局及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由此可见，对“投资于人”及人力资本问题的审视，不能局限于需求端单一维度，而应兼顾需求端与供给端，尤其需要立足未来长期增长和创新型国家的构建。

　　要缩小中美人力资本财富差距，需先明确差距形成的核心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财富估算公式“人力资本财富=当前工资×就业概率×剩余工作年限”，中美差距主要源于三方面。第一，美国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中国，因为其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美国多数劳动者就职于高生产率部门或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蓝领及低端岗位占比相对较低。第二，美国当前就业市场表现良好，就业概率成为重要支撑因素。第三，美国劳动者预期剩余工作年限相对更长。于中国而言，关于延长工作年限的问题还存在争议，但促进劳动力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推动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相匹配却是共识。

　　之所以强调中央政府牵头发力“投资于人”，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投资于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地方政府本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力不足的困境；二是“投资于人”本质上属于公共品建设范畴。和一般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不同，人力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若某一省份单独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人力资本培育，最终劳动力可能流向其他城市，导致地方政府的投入与收益不匹配，形成所谓外部性问题。而从中央层面统筹推进“投资于人”，可将这一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问题，有效破解地方政府的投入顾虑，因此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